当时沙俄在东北中东铁路流通的货币我们中国东北老百姓叫羌票请问为什么叫羌票（中东铁路风格）

哈尔滨为什么被称为小俄罗斯

生在中国，相信很多人都，没有逛遍这个中国吧，也是，中国这么大，很少会有人全部逛完整个中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在一天之内感受到四季的变化，也能感受到时间的变化。不过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出国游玩，尤其是和中国相邻的国家，例如俄罗斯等国。

不过虽然很多人来哈尔滨中央大街是不可少的旅游观光景点，但是哈尔滨也是有很多的风景的，吃一口锅包肉，咬一口马迭尔冰棍，走一走老江桥其实也就是以前的中东铁路，下午再去圣·索菲亚大教堂喂一喂鸽子。哈尔滨独特的味道也是让人忍不住想要来第二趟。哈尔滨的虽然没有浓厚的中国文化，但是也是因为独特的混血文化才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城市的魅力，不知道你们觉得呢

哈尔滨的地标性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什么是欧洲的上世纪风格建筑

在1900年大批俄国人迁入了我国的哈尔滨，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等许多欧洲风格的建筑，好像一个莫斯科，对他们来说，哈尔滨就是东方的巴黎。

举两例哈尔滨的建筑并说明属于什么风格的

索菲亚教堂

巴洛克建筑是兴起于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建筑风格，是欧洲最伟大的建筑风格之一，“中华巴洛克”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化的巴洛克建筑，它的主要特点是：建筑临街的侧立面是巴洛克建筑风格，而局部装饰的图案则取材于中国传统的祈福文化元素，比如石榴、葡萄象征多子，蝙蝠、牡丹、如意、铜钱、卷草等则表达了福、禄、寿、吉祥之意，立面背后的空间是典型的中国四合院，平面布局和功能都是传统民族的，这种“前店后宅”、四合院式的民居商市建筑，就被称作“中华巴洛克”，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为什么到了哈尔滨感觉像到了欧洲一样

哈尔滨曾经被欧洲侵占统治，曾经在1900年，尼古拉二世发动了黄俄罗斯计划，入侵东北统治了东北全境，当时大批俄国人迁入哈尔滨，建造了圣尼古拉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许多欧洲风格的建筑。

到了1900年，形成了中国大街，中央大街涵盖了18世纪折衷主义风格和19世纪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在西方建筑史上非常具有影响力。这些流派涵盖了西方建筑艺术的百年精华，因此，即便是同样有着西方建筑风格的上海以及天津，都不及哈尔滨的欧洲建筑风格独特。

当时沙俄在东北中东铁路流通的货币我们中国东北老百姓叫羌票，请问为什么叫羌票

张新知 王学文《中国钱币》 2007年第01期
一 羌帖兑换券的发行背景

“羌帖”是相对于当时我国东北流通的“私帖”和“官帖”而言的，是我国东北和新疆地区民间对沙俄帝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纸币的俗称。“羌帖”流入我国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19世纪中叶，沙俄帝国通过《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羌帖”就越过边界侵入我国东北。1868年，中国商人曾向官府报称：“近来该夷商人比前倍觉诡诈，凡买本铺之货，并不付银，俱给羌帖，小民等欲不卖给，尤恐致失两国之谊”。①与此同时，“羌帖”还渗入新疆的伊犁和塔城地区。到1875年以后，黑龙江省瑷珲县几乎为“羌帖”所独占。据有关资料记载：“光绪初年（注：1875年为光绪元年）瑷珲商贾行用皆系俄帖，华商购办货物必须以银易帖，始可易货。以至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②
1898年随着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建立分行和中东铁路开筑，俄人大量流入，并且逐渐操纵了哈尔滨地方的行政权，黑龙江境内“羌帖”逐日增多。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铁路运费、与俄人交易以及铁路地段内的税捐缴纳，强制使用“羌帖”，于是,“羌贴”的流通量迅速增加。至1907年，“乘俄车则只收羌帖，……持中国钱不能行用，反须加价以买羌帖，……俄元只重五钱零，其价反高于七钱二、三华元”。③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统计，东北“羌帖”流通量约在1亿卢布以上，其中仅哈尔滨就有4000万，中东铁路沿线6000万，流通在南满和津、沪的尚且不计在内。其总额约占全俄卢布流通量的1/16以上。④其后，“羌帖”流通量迅速增加，据当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载：“北满一带卢布流通额，共为四万万，第就滨江一埠而言，据一般人观察，其数约有二万万，其它如黑河、满洲里沿边各处，亦约有二万万云”。⑤流入辽宁的卢布也在数千万元以上。至于带到关内的则“遍及直、鲁、苏、豫之僻乡”。⑥马寅初先生也曾对在中国流通的“羌帖”数量进行估计，他说：“中国受羌帖的损失，有人统计过，说有二万万至三万万之巨，数目虽不能确定，但至少总在二万万以上，是敢肯定的”。⑦1924年，中俄恢复国交会议时，中国方面调查，国人所存“羌帖”数额为82.87亿卢布。1926年3月10日《北京日报》报道，据中俄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会总核结果，中国各机关、公私团体暨个人方面存俄钞总数为12677.2万卢布。⑧就连中东铁路局主编的《满洲杂志》也对“羌帖”入侵中国的事实供认不讳：东北的“货币流通已经完全受卢布影响了，无论在铸币以及纸币方面都是这样”。“在修筑铁路的5年时期，卢布的价值，较之不合规格的银元更为稳定。在通境的经济结算中，卢布占着统治地位。一切交易，不仅在中东铁路沿线，而且在内地其他许多地方，也使用卢布。农村居民在各种各样的金属货币或纸币中，宁愿吸收卢布，特别在储存货币的时候”。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昔日横行于市的“羌帖”几成废纸,此时，国币哈大洋券正在酝酿发行阶段，东北各地商会等地方组织为了接济市场找零及流通需要，陆续发行了一些可与“羌帖”兑换的临时辅币券和存票。这些纸币设计形式与正式纸币相同，也以“元”、“角”、“分”为计算单位（个别票券直接以卢布为单位），最小面额为半角（或5分），最大面额为100元。但其共同特点是都与各种“羌帖”有固定比价，这一特点足以反映当时东北地区受“羌帖”的影响之深。

二 滨江商会临时辅币和临时存票

滨江商会的前身为滨江公益会，创办于1901年（光绪27），系经官厅批准的哈埠地区最早一个商会性质的组织，它实质是一个官商之间的联络机构，其所属的商工企业不过百家。1908年2月（光绪34年），依照清廷《商会法》规定，滨江公益会正式改称为商会。因当时道外地区称滨江县，隶属于吉林省管辖，而吉林省这时设立商务总会，故滨江商会的全称为“吉林省滨江县商务分会”，负责人称作“会长”。1913年（民国2年），奉命改称为“吉林省滨江县商会”，并将会长改称为“总理”。1918年（民国7年），依照民国《商会法》的规定，工业、商业的经营者均可加入工商会为会员，并将“总理”改称为“会长”。当时经会员选举，张泮为会长，李明远为副会长，并设会董若干人。
滨江商会为接济市面零币短缺，曾于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行羌帖兑换券。
1.滨江商会临时辅币券
1917年，滨江商会开始发行临时辅币，面额有半角（封底图1）、1角、2角、5角4种 ，其中，1角券有“民国六年十月”和“民国六年十二月”两种版别，后者票面中间面额四角印有“新换票版”四字（封底图2）。这些票券分别由福升笔店（半角券）、滨江工艺教养所（民国六年十月版1角券）和滨江墨林堂（民国六年十二月版1角券、2角券、5角券）三家印刷厂印制，均为横式印刷。正面印有楼阁、山水和火车等图案，上方印有手写体券名“滨江商会发行临时辅币”，左侧竖印年份，右侧印有字号，字以千字文排序，号码为红色或黑色4位阿拉伯数字。下方印有“足拾角兑换羌帖壹元”字样。背面印有发行声明：“本埠市面向系流通羌洋，近因零币缺乏，市面滞塞，本会为维持钱法起见，特发行半角、一角、二角、五角四种小票，以资接济，一俟钱法充足，再由本会如数收回，以防毛滥，特此声明”。此套票券设计和印制都非常精美。

2.滨江商会临时存票
1919年，滨江商会又发行了1元、3元（封底图3）、5元、10元（封底图4）4种临时存票。此套票券分别由滨江墨林堂（1元券）和忠廷石印局（3、5、10元券）印制，票券色调较深，格调古板，除1元券有山水大楼图外，其他票券均为花纹图案。正面上方印有“滨江商会发行临时存票”券名，左侧竖印“民国八年造”字样，右侧印有千字文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字号，字为红色，号张新知 王学文《中国钱币》 2007年第01期
一 羌帖兑换券的发行背景

“羌帖”是相对于当时我国东北流通的“私帖”和“官帖”而言的，是我国东北和新疆地区民间对沙俄帝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纸币的俗称。“羌帖”流入我国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19世纪中叶，沙俄帝国通过《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羌帖”就越过边界侵入我国东北。1868年，中国商人曾向官府报称：“近来该夷商人比前倍觉诡诈，凡买本铺之货，并不付银，俱给羌帖，小民等欲不卖给，尤恐致失两国之谊”。①与此同时，“羌帖”还渗入新疆的伊犁和塔城地区。到1875年以后，黑龙江省瑷珲县几乎为“羌帖”所独占。据有关资料记载：“光绪初年（注：1875年为光绪元年）瑷珲商贾行用皆系俄帖，华商购办货物必须以银易帖，始可易货。以至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②
1898年随着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建立分行和中东铁路开筑，俄人大量流入，并且逐渐操纵了哈尔滨地方的行政权，黑龙江境内“羌帖”逐日增多。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铁路运费、与俄人交易以及铁路地段内的税捐缴纳，强制使用“羌帖”，于是,“羌贴”的流通量迅速增加。至1907年，“乘俄车则只收羌帖，……持中国钱不能行用，反须加价以买羌帖，……俄元只重五钱零，其价反高于七钱二、三华元”。③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统计，东北“羌帖”流通量约在1亿卢布以上，其中仅哈尔滨就有4000万，中东铁路沿线6000万，流通在南满和津、沪的尚且不计在内。其总额约占全俄卢布流通量的1/16以上。④其后，“羌帖”流通量迅速增加，据当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载：“北满一带卢布流通额，共为四万万，第就滨江一埠而言，据一般人观察，其数约有二万万，其它如黑河、满洲里沿边各处，亦约有二万万云”。⑤流入辽宁的卢布也在数千万元以上。至于带到关内的则“遍及直、鲁、苏、豫之僻乡”。⑥马寅初先生也曾对在中国流通的“羌帖”数量进行估计，他说：“中国受羌帖的损失，有人统计过，说有二万万至三万万之巨，数目虽不能确定，但至少总在二万万以上，是敢肯定的”。⑦1924年，中俄恢复国交会议时，中国方面调查，国人所存“羌帖”数额为82.87亿卢布。1926年3月10日《北京日报》报道，据中俄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会总核结果，中国各机关、公私团体暨个人方面存俄钞总数为12677.2万卢布。⑧就连中东铁路局主编的《满洲杂志》也对“羌帖”入侵中国的事实供认不讳：东北的“货币流通已经完全受卢布影响了，无论在铸币以及纸币方面都是这样”。“在修筑铁路的5年时期，卢布的价值，较之不合规格的银元更为稳定。在通境的经济结算中，卢布占着统治地位。一切交易，不仅在中东铁路沿线，而且在内地其他许多地方，也使用卢布。农村居民在各种各样的金属货币或纸币中，宁愿吸收卢布，特别在储存货币的时候”。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昔日横行于市的“羌帖”几成废纸,此时，国币哈大洋券正在酝酿发行阶段，东北各地商会等地方组织为了接济市场找零及流通需要，陆续发行了一些可与“羌帖”兑换的临时辅币券和存票。这些纸币设计形式与正式纸币相同，也以“元”、“角”、“分”为计算单位（个别票券直接以卢布为单位），最小面额为半角（或5分），最大面额为100元。但其共同特点是都与各种“羌帖”有固定比价，这一特点足以反映当时东北地区受“羌帖”的影响之深。

二 滨江商会临时辅币和临时存票

滨江商会的前身为滨江公益会，创办于1901年（光绪27），系经官厅批准的哈埠地区最早一个商会性质的组织，它实质是一个官商之间的联络机构，其所属的商工企业不过百家。1908年2月（光绪34年），依照清廷《商会法》规定，滨江公益会正式改称为商会。因当时道外地区称滨江县，隶属于吉林省管辖，而吉林省这时设立商务总会，故滨江商会的全称为“吉林省滨江县商务分会”，负责人称作“会长”。1913年（民国2年），奉命改称为“吉林省滨江县商会”，并将会长改称为“总理”。1918年（民国7年），依照民国《商会法》的规定，工业、商业的经营者均可加入工商会为会员，并将“总理”改称为“会长”。当时经会员选举，张泮为会长，李明远为副会长，并设会董若干人。
滨江商会为接济市面零币短缺，曾于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行羌帖兑换券。
1.滨江商会临时辅币券
1917年，滨江商会开始发行临时辅币，面额有半角（封底图1）、1角、2角、5角4种 ，其中，1角券有“民国六年十月”和“民国六年十二月”两种版别，后者票面中间面额四角印有“新换票版”四字（封底图2）。这些票券分别由福升笔店（半角券）、滨江工艺教养所（民国六年十月版1角券）和滨江墨林堂（民国六年十二月版1角券、2角券、5角券）三家印刷厂印制，均为横式印刷。正面印有楼阁、山水和火车等图案，上方印有手写体券名“滨江商会发行临时辅币”，左侧竖印年份，右侧印有字号，字以千字文排序，号码为红色或黑色4位阿拉伯数字。下方印有“足拾角兑换羌帖壹元”字样。背面印有发行声明：“本埠市面向系流通羌洋，近因零币缺乏，市面滞塞，本会为维持钱法起见，特发行半角、一角、二角、五角四种小票，以资接济，一俟钱法充足，再由本会如数收回，以防毛滥，特此声明”。此套票券设计和印制都非常精美。

2.滨江商会临时存票
1919年，滨江商会又发行了1元、3元（封底图3）、5元、10元（封底图4）4种临时存票。此套票券分别由滨江墨林堂（1元券）和忠廷石印局（3、5、10元券）印制，票券色调较深，格调古板，除1元券有山水大楼图外，其他票券均为花纹图案。正面上方印有“滨江商会发行临时存票”券名，左侧竖印“民国八年造”字样，右侧印有千字文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字号，字为红色，号有红、黑两种，下方印有“此票足一千元、二百五十元俄帖兑付”字样。背面印有发行说明，但1元券和3、5、10元券说明内容详略不同：1元券说明为“本埠现因羌币毛荒，零币缺乏，金融奇紧，周转不灵，甚至大小帖兑换任意加价，钱法如此紊乱，商业前途何堪设想？本会为调剂金融平价兑换起见，特发行一元、三元、五元、十元临时存票四种，以资接济。此种存票准以一千元或二百五十元大帖来会兑换，不折不扣，与老帖一律行使，倘有不肖奸徒仿行伪造，一经查出定即送官惩究不贷，特此声明”。此项说明清楚地阐述了当时滨江地区羌帖贬值情况和大小羌帖兑换混乱情形，也表白了滨江商会发行此项临时存票的目的。3、5、10元券的说明较简略，“本会为维持市面，调剂金融，特呈准发行一元、三元、五元、十元临时存票四种，以资接济，倘有不肖奸徒私行伪造，一经查出，定即送官惩究不贷”。
三 哈尔滨总商会临时存票

哈尔滨总商会的前身是“哈尔滨商业公所”，成立于1901年，1908年改称哈尔滨总商务会，地址设于哈尔滨埠头区（今道里区），1916年根据民国《商会法》将哈尔滨商务总会改称为哈尔滨总商会。
哈尔滨总商会于1919年5月发行了5角、1元、3元（封底图5）、5元（封底图6）、10元（封底图7）5种面额的临时存票。此套票券设计风格一致，颜色搭配合理，均由哈尔滨永远石印局印制，正面中间印有门楼、城景和山水，面值分列两侧，上方印有“哈尔滨总商会临时存票”券名，下方印有“此票照第二条兑换羌帖”（第二条内容即“满足羌帖二百五十或一千元始能执换”）字样。背面印有“哈尔滨总商会发行临时存票条例”四条：“第一条，现因哈市零币缺乏不便找付，特由本总会公议决定发行此项临时存票五种，即五角、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者为限；第二条，此项临时存票须满足羌帖二百五十元或一千元始能执换；第三条，油烂涂抹难辨真假者不能执换；第四条，如有变造假造者送官究办”。

哈尔滨旅行中经常看到俄罗斯建筑，哈尔滨为什么有这么多俄罗斯建筑

哈尔滨曾经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很多由于战争原因流亡到这里的洋人，他们来自德国，来自丹麦，来自波兰，来自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大约能有几万人，这里有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头脑聪明的商人，有牧师、有诗人、有多情的美女，也有失意的政客，大多是背井离乡的外国侨民。

在中央大街上最有名气的应该就是马迭尔冰棍，还有马迭尔面包，现在价格有点小高了，最早的时候还是能吃得起的，走在中央大街上，随处可见俄罗斯美女，俄罗斯大妈，还有亭子上的俄罗斯音乐。

除了曾经的外国侨民，可能也是因为俄罗斯紧挨着哈尔滨的原因，俄罗斯人多，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多，曾经的建筑风格一直保留着，哈尔滨除了中央大街以外其他的建筑也都有些模仿中央大街的风格，比如哈药集团，这也算是哈尔滨建筑的一种特色吧。

哈尔滨为什么有俄罗斯风格

因为中东铁路一开始是从莫斯科-哈尔滨-海参崴沿线修的。后来才有莫斯科-哈巴-海参崴线，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的合约的结果。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大站。也是交通枢纽，因为还有一条支线，哈尔滨-大连（旅顺港）当时在哈尔滨有大量的沙俄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 还有为中东铁路提供人才的铁道学院（后来变成了哈工大）.与此同时来了很多为移民提供精神服务的传教士 主要是东正教的传教士，二战以后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和苏联的流亡地主阶级，也来到哈尔滨.犹太人很会经营，在哈尔滨建厂，比如老巴托卷烟厂（现在的哈尔滨卷烟厂的前身）在道里区和南岗区开百货商店现在的秋林公司。大量的移民带来的大量的外来文化，从建筑和饮食方式上体现了俄罗斯的风格。不仅仅是俄罗斯风格，因为很多犹太人，不仅仅是来自俄罗斯，也有从西欧过来的，比如德国和意大利，因为国人对欧洲文化不是很了解，通称为俄罗斯风格，

伦敦建筑风格大部分是怎样

英国民居有木架建筑结构的，也有砖结构的。它的规划、建筑的内容以及形态都反映了建筑它那个时代的特征。

英国民居式有木架建筑结构的，也有砖结构的。木结构的房屋一般将烟囱设在中央，砖结构的房屋一般将烟囱设在两侧，烟囱都明显而精致。

英国民居式房屋的每一层都有多个房间，它由一个吃饭、起居用的中央大厅，以及厨房、储藏室、餐具室、阁楼以及日光浴室等组成，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英国民居式房屋的屋顶多为侧三角形，比较陡峭，屋檐上极少装饰。

(8)中东铁路风格扩展阅读：

100多年前，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涌进了大量的外国移民。随之盖起的民居，大半是俄罗斯式样，无论是板加泥或者是砖木结构，屋顶喜欢采用一坡顶或双坡顶的洋铁盖。

使用这样的材料，为的是容易清除寒带屋顶积雪。而英国式的民居则喜欢采用坡度较陡，铺盖红瓦的四坡顶或双坡顶。这种英国式的建筑另一特征，就是选择依林傍水的环境，建造带有乡村情趣的田园别墅。

同兴街上的英国式民居，在红瓦铺盖的四坡屋顶正中，设有一个老虎窗，形成一个山花，居中是半圆窗口，以此强调了房屋的出入门口。

居中的左右双门设有台阶，房门上方是由两个木质的支托架擎起的雨搭。支托架俗称牛腿，后来演变成建筑的装饰构件，而在同兴街英国民居上，牛腿保持着较原始状态，如今难得一见。清水红砖墙立面，简朴精致。

巴洛克式建筑的我国建筑

哈尔滨的中华巴洛克建筑
开埠百年，包容、开放成为中国年轻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一以贯之的风格，成就了松花江畔小渔村到“东方小巴黎”的华丽变身。在这个曾经会聚36个国家多民族侨民的“中西建筑博物馆”中，中国人坚守的民族自尊与善学西方的智慧在建筑艺术中得到彰显——属于中国人和哈尔滨的“中华巴洛克”。
位于哈尔滨靖宇街334号的亨得利钟表眼镜店是Ⅲ类保护建筑，属中华巴洛克风格。
位于哈尔滨南头道街113号的纯化医院是Ⅲ类保护建筑，属中华巴洛克风格。
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中华巴洛克”这一名称最初是由一位叫西泽泰彦的日本学者提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刘松福介绍说。巴洛克建筑艺术是17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艺术风格，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色彩强烈、装饰富丽与雕刻细致，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而“中华巴洛克”简单说来就是在中国的“巴洛克”，即在中国形成的有巴洛克风格的中国特色建筑。
在道外区靖宇街一侧的南头道街113号，一栋现为纯化医院的建筑便是中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典型代表。这栋建筑建于1920年，为砖混结构，通体布满了抹灰做成的浮雕装饰。建筑采用L型平面，主入口设在靖宇街与南头道街交叉口处，两侧是两根西式爱奥尼柱头与中式鼓座式柱础相结合的双倚柱。蝙蝠和祥云图案在入口正上方的额坊中栩栩如生。再往上，两根装饰着中国结图案的单倚柱一直延伸至与拱券会合。在单倚柱和拱券包围的区域内，精雕细琢的菊花浮雕将纯化医院的牌匾团团包围。
刘松福介绍说，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在装饰上大致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中国建筑的斗拱、台阶和栏杆与西方建筑的柱式、山花等构件交织在一起。如纯化医院西洋的柱式加上中国的斗拱，并把西方古典柱子做变形处理。柱式是西洋的，但装饰是中国的，这在西洋建筑上都是没有的。其二，浮雕装饰采用植物花卉，表达吉祥富贵，多子多孙的文化内涵。如葡萄、石榴象征多子(籽)多孙，牡丹、梅花、荷花和海棠等象征富贵吉祥，装有多种植物的大花篮象征五谷丰登。一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甚至在墙体浮雕中采用一个树根长出两枝树枝，一边结石榴，一边结桃，这充分反映当时老百姓希望家里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和延年益寿的朴实愿望。第三，使用象征福禄寿喜的动物图案，如蝙蝠、鹿和仙鹤等。目光所及之处，我们看到一处女儿墙墙垛上的浮雕图案便是一只梅花鹿站在一棵松树下，这象征着富禄延年。此外，有些装饰甚至直接用铜钱，表达出建筑主人期盼财源滚滚的心愿。
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这些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在西洋建筑立面背后，几乎全部采用中式院落。往往几座建筑构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院落有门洞，或一进，或二进，穿越门洞，便进入豁然开朗的大院。大院中，外廊式栏杆、雕刻精美的楣子，这些中国传统装饰给人别有洞天的感觉。多组院落常在一起构成一个街坊。
如今，走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街，仿佛进入一个中华巴洛克式建筑的集中展示橱窗。兴大兴超市、靖宇典当行、亨得利眼镜店、小月亮、新一代眼镜店、银金老照相馆、老鼎丰、大罗新古旧市场、玛克威商厦……经过岁月的冲刷，许多建筑虽已“老去”，但透过它们残损的外表，依旧不难想像它们当年的高贵与华丽。
民族资本兴盛催生中华巴洛克艺术
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式建筑集中在道外区。对于这类建筑何以在道外鳞次栉比？黑龙江省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历史编年》作者李述笑认为，这与哈尔滨特殊的历史经历密切相关。
19世纪末，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通航使得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哈尔滨开埠吸引大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涌入。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之特殊的历史环境，哈尔滨迅速由若干个村庄发展成为远东大都市。当时，哈尔滨的南岗区和中东铁路西侧的道里区为沙俄附属地，外国人和外国资本流入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在这里兴起——新艺术运动、巴洛克、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和折衷主义等西洋建筑纷纷落户道里区和南岗区。
在中东铁路东侧，与外侨集中的道里区相对的道外区由于未被划入沙俄势力范围，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兴起的摇篮。外资流入后，山东、河北两省的移民纷纷“闯关东”，来到旧名“傅家甸”的道外区，投亲靠友，合伙投资，兴办商业店铺。这些人不但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思想也比较开放，这为他们后来接受西方艺术奠定了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据《道外区志》记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哈尔滨成为俄军主要的后方根据地，军用物资和粮食的运输不断增加，一批与战争供给配套的各行业小工厂和作坊应运而生。这些工厂大部分为俄国人建立，战争停止后，生产出现过剩，一些俄国人建起的工厂倒闭，被中国人收购，中国民族资本家办厂范围逐渐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应付战争，道外的民族工商业者则借此获得长足发展。19世纪20年代左右，民族资本已经发展壮大，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家要求获得更高质量和品位的商住区。此时，面对铁路另一侧道里区内或恢弘、或精致的西式建筑，不少民族资本家怦然心动，受到启发。
黑龙江省报业协会副主席刘德基说，当时道外区是哈尔滨繁华的民族商业区，巴洛克式建筑的热烈与繁华正好迎合了它作为商业区的特点。不过，民族资本家心中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又使得他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最能体现欧式建筑特色的尖塔、穹顶和大立柱等造型，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特色的饰物做改进。于是，中西合璧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诞生。刘德基认为，这些建筑不仅见证了老道外工商业者坚守民族传统的民族自尊，也反映出他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积极心态。“当然，这其中也含有一定的‘炫富’成分”，刘德基说。
中华巴洛克里的“老字号”
靖宇街上，老鼎丰前，顾客川流不息。在老哈尔滨人心中，这旧称“正阳大街”的靖宇街就如同北京的王府井，松软、酥脆的老鼎丰糕点则留存着几代人温暖的儿时记忆。
老鼎丰，是哈尔滨有着百年历史的糕点老字号，坐落在靖宇街392号一栋始建于1915年的Ⅲ类中华巴洛克保护建筑内。自1911年在哈尔滨开业以来，老鼎丰的店址一直没有变迁。
提及老鼎丰，有一段老哈尔滨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传说清朝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时候，在古城绍兴寻访，品尝一家果匠铺的点心时，觉得风味独特，便欣然提笔，钦赐“老鼎丰”三个大字。意思是说，锅里总是有许多好吃的。此后，老鼎丰点心成为贡品，老鼎丰商铺也开始在中华大地散布开来。
1911年，老鼎丰在道外开业，名为老鼎丰南味货栈，出售南味干鲜食品以及自制南味点心。据《百年道外》记载，当时，老鼎丰前店后厂，一切全靠手工制作。烧木炭，用烤炉烤，点心数量虽少，但制作精细。加工的蛋糕、长白糕、蒸糕松软，用手掰开呈细蜂窝状，饼干薄如纸，入口即化。尤为特别的是，老鼎丰做“三糕”用的鸡蛋，不是搅动，而是用扫帚抽打均匀，进店的学徒往往就从打鸡蛋学起。地处繁华路段，商品优质可口，老鼎丰因此在哈尔滨深得“民心”。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进入19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民族危亡，加之伪满当局对民族工商业的剥削限制，老鼎丰不得不关闭店门，空留老屋矗立在那条奢华建筑林立的商业街里。直至解放后，老鼎丰才最终得以重回旧址，经过公私合营，规模扩大，1978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华老字号”。现任老鼎丰厂长的徐玉铎，便是哈尔滨老鼎丰的第三代传人。
与老鼎丰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靖宇街334号的亨得利眼镜店。在始建于1925年的一栋Ⅲ类保护建筑内，亨得利眼镜店也正在续写自己的历史。
如今，老店亨得利的主入口开设在靖宇街与南大六道街交叉口，上方装饰着印有“亨得利”和“1923”字样的方形表盘。老店容身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为两层砖木结构，天蓝色与乳黄色相间，欧式窗户周围装饰着各样浮雕。尽管横跨6扇窗的女儿墙已色泽斑驳，植物、花卉浮雕已被风雨侵蚀，但建筑当年的风采依旧不难想见。
据《道外百年》记载，清朝末期，国门洞开，英商在沪杭等地经营亨达利钟表眼镜店，一时生意兴隆。国人应启霖、王光祖、庄鸿皋三人决定合资经营中国人自己的钟表眼镜店，与外商竞争，字号“亨得利”。由于经营得法，声名大振，招致英商不满。英商后以亨得利效法亨达利字号，影响亨达利声誉为名，诉诸法院。由于当地法院屈从英商势力，判决亨得利败诉。不过，亨得利没有妥协，上诉到高等法院，获得胜诉。打赢官司后，亨得利决定选派职工分赴各地经营分店，1923年，浙江宁波人周彭年来到哈尔滨，开设了哈尔滨分店。
当时，正值钟表行业大发展之际，建店伊始，亨得利就坚持经营高、中档名牌钟表眼镜，以质取胜。为让顾客放心，他们与生产厂家订有合同，在商品商标下刻上“亨得利”字样。保修期间，见字即修。兴盛时期，亨得利有职工20多人，经营商品近千款。人们多以购得“亨得利”钟表眼镜为耀。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亨得利也难逃压迫和盘剥。为保存力量，亨得利把部分职工转移至上海，哈尔滨老店则濒临倒闭边缘。直到建国后，周彭年的次子周东汇重返哈尔滨，在政府帮助下重新恢复亨得利字号，老店才“住”进老屋，再次开门迎客。
老街保护工程今启动
如今，在历经近百年的沧桑后，哈尔滨老城区道外旧时的富商宅邸多已成为数十户百姓共同居住的杂院或是挪作他用。中华巴洛克式建筑虽然基本保持原样，但由于年久失修，砖木结构的外墙墙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有的墙体已经出现断裂和局部塌陷。
面对这群坐落在城市一隅的历史看客，哈尔滨市政府决定尽可能地保护修整，试图还原它们过去的面貌。2007年，哈尔滨市将“中华巴洛克街区”保护更新列为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对中华巴洛克建筑群地区进行修复。在建筑区域腾迁工作结束后，工程将以“修旧如初”为目标，修缮建筑，并对街区环境进行改造。
常怀生说，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很严谨，除了必须要有的图纸外，更将几何学完美地运用其中，而“中华巴洛克建筑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由工匠自己进行的一种临摹性创造。这种风格的建筑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更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与智慧，应当永久保护。”
刘松福坦言，在近代中国，存在着中外建筑交融共生的大环境。哈尔滨虽然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仍未脱离其巨大影响。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顽强的表现欲望，中国工匠不自觉地完成了将外来新体系建筑“本土化”的尝试。而在同期的中国其他城市，这种尝试是由专业建筑师来完成的。
“建筑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保护它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刘德基说，“不过，我们在保护这些建筑的时候，不能动不动就轻易拆除，否则容易给后代造成极大的遗憾。”
研究哈尔滨地方史多年的李述笑认为，“中华巴洛克”不仅仅是一种建筑风格，它已经深深融入哈尔滨的血脉，成为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与一种记忆。保护中华巴洛克建筑也已经不单单是一项工程，更是哈尔滨人肩头的责任和义务。